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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观”的凸起与中国伦理革命的到来

日期: 201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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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面对今天动荡、变迁中的世界,我们如何去把握、理解?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的经济、政治、技术、理念都在一次次被重塑时,我们原有的伦理价值如何扬弃地嵌入新的时代、继续引领人类的道路?


前一阵《文化纵横》杂志十周年的论坛上,国内一些思想大家、哲学大家都出席了。大家热烈讨论之余,给我一个印象是,面对目前这样一个国际国内发展大时代,知识界的反映似乎有一些迟疑,仿佛不怎么知道说话了。这个时代在当今的知识界眼里,好像没有老百姓所认识的这么美好,许多人都有一种焦虑的情绪。面对全球发展变局,比如面对中美之间以贸易关系为核心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两国关系,一方面我们期待改变,一方面我们又害怕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改变成什么样子。在那次论坛上,许多话不太适合讲。今天,我想把当时想讲却没有讲的一些话拿出来讲讲。一些话在伦理学人的家里来讲,可能相对要好一点,也好沟通一点。


 ▍如何看待当前的世界变化与发展


在今天的世界变局面前,许多人是相当模糊的。不仅是中国人,各国人也都模糊。最近几年,我跟基辛格先生、鲍尔森先生、俄罗斯总统顾问等许多国外政要、智者们做了私人交流,发现大家对这个时代似乎没有多少方向感,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大变化、大变局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思考我们的前途危不危险、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只有明确了方向,才能找到相对比较好的往前走的路线图。那么如何明世界前进的确方向呢?我下面讲一个“新三观”的问题:


一是新时空观。时空无时不在变化。时空的变化无时不与我们的生活、我们周围的事物相关联。推动时空变化的动力,无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物,物质状态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源,特别是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时空变化与发展带来了人们一时意想不到的动力源。第二个是我们人自身的变化,人的变化是所有变化中的根本性主因。也就是说,人是始终是时空变化中的主体动力源。物与人这两种变化叠加在一起,两者的综合力量、综合作用就成了改变时空的重要力量。比如说,我们100年前去美国需要几个月,后来需要一个月,现在只需要10多个小时,可能将来需要几个小时,再将来可能一念之间便到了美国。


我们怎么面对这种时空变化呢?从本质上说,我们要看到,每一个时代的认知都是可能变化的。就物与人而言,变是本质,不变则永远是相对的。时空也是一样的,变是本质,不变则永远是相对的。不同文明也是一样的,变是本质,不变则永远是相对的。


二是新人本观。以人为本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理论与实践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理论与实践课题。那么,到底什么是以人为本呢?早期讲以人为本,主要是针对神而言的。特别是宗教革命以前,人成了神的奴隶,所以要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后,才有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民主革命等。到了今天,我们突然发现,人的主体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几乎被物绑架了。什么样的物呢?


第一是资本。现在看来,资本的善与恶,或者说资本的功能与作用已经被推到了极致,特别是国际资本已经被放大到了难以管控的程度。


第二商业模式。现代商业模式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也已经被用于各个方面,推动了发展,也催生出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说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既可以让100万人上岗,也可能同时让300万人下岗。


第三是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功能与作用一直为人们所推崇,对人类的发展也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却也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遇到的新问题,甚至新挑战。比如人工智能的突破与应用、基因编辑的突破与应用,就产生了许多困惑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比如在基因编辑技术面前,如果不加以敬畏与必须的限制,现在的人类可能会成为传统人类,以后可能会出现新兴人类。那么,以后的人类会是什么样的人类呢?这个趋势是可以避免的吗?我觉得,可能不可避免。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随着科学技术创新的几何级数发展,比如生物工程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谁想阻拦也是阻拦不了的事,只是努力去规范,尽可能不要危及人类的发展与未来前景。比如想,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如果有一个机器人心脏能把我救活,那我为什么不用呢?再比如,生物工程可能用来治疗癌症,那是很好的事。如果将来有一天,人工智能与人工技术等可以使人长寿,那怎么不去使用呢?这样下来,将来的世界必然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与发展。这中间有一个严肃的科技伦理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去构建一个新的伦理框架呢?有可能这个人的孙子的孙子都不在了,可是他还活在世界上。那人与人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又比如,如果你的心脏是机器人心脏,那你还是那个完整的人吗?可能就是新兴人类了。问题是,即使是一种新兴人类,也可能只是一个过渡。人到什么时候,很可能真的会被机器人取代。这不会是危言耸听。那么,以人为本又怎么解释呢?本在哪里?人可能都没有了。


三是新物质精神观。由于时空的变化,人类出现了新物质精神观。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空状态下,你理解的精神和物质都可能发生变化,与传统的理解可能会不一样了。比如我们在三维空间看到的是我们的现在,但是在N维空间下的一切,可能都会发生改变。有人做过实验说明,在500万倍显微镜下面,所有的科学家看到的物质运动的规律都会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左右物质呢?在不同时空状态下的基本粒子的变化也会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状态。这些变化都是我们以前的认识里所没有的东西,但是在一定的工具之下,世界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颠覆我们以前的许多认识。为此,我们必须去寻找一些新的认识工具与基本观点。


在这三大视角之下,我觉得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的变化。今年1月、5月、9月,我前后去美国三次。美国给我的感觉是,今年以来,美国似乎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都对中国有不同的意见了。几个月前都表示友好,现在似乎都有意见了。而且,他们不光对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对他们的特朗普总统也有意见。美国有的精英甚至在大骂他们的总统。问题是,他们一方面骂他们的总统,一方面又支持他们的总统与中国打贸易战。这是为什么呢?经过同美国多方面的交流与讨论,我逐渐得出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一种新态势,我把这种新态势概括为“一大焦虑、三大思潮”。


所谓“一大焦虑”,就是焦虑未来在哪里。有人说,未来已来。那么,面对未来已来,我们又在哪里呢?我们又往何方去呢?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出路呢?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焦虑。


所谓“三大思潮”是什么呢?一是民粹主义,二是保守主义或者说保护主义;三是威权主义。最近几年来,大家已经看到的一个现实是,这个世界一批强人崛起了,特朗普、普京、安倍、金正恩等强权人物同时出现。大家想一想的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这种现象吗?一战、二战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状况。一战、二战之前,也同样出现了这三种主义。大家还可以继续想一想的是,这一切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关系呢?更深入地想一想,这一切还与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新的贫富差距扩大与两极分化,同时与贫富差距扩大所相生的阶级斗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这一切在本质上还有可能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重大问题。一个重要的根子在这里,无论哪一种制度都存在这些问题,也就使三大思潮民为了一种普遍性现象。


那么,怎样去解决问题呢?一战、二战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的。一场战争把世界打得支离破碎,最后大家坐下来,建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货币组织、劳工组织等等国际组织来协调国际问题,实现国际社会与国际秩序的新平衡。大家希望通过这些机制与规范来解决秩序与问题,事实上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却不能不断地解决问题,更不能很好地解决新的问题。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迅猛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到来,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多利益的全部是硅谷的知识精英、华尔街的资本精英、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和世界上的权贵精英们。与此相对的是,经济发展成果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并不那么大,世界上贫富分化现象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扩大了。


那么,这三大思潮出现以后又怎样来解决呢?一战、二战时期,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看来,没法用战争的方式,也不可能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三大思潮的问题了。从本质上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好的时代,不需要通过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时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2013年我在哈佛大学作了一场演讲,题目叫《超越左右,追求共享》。其中,我提到了一个核心观点是“多极均衡、协同共享”。后来,我就这个问题与基辛格先生、福特基金会吕德伦会长、洛克菲勒掌门人佩吉女士等进行了交流。我认为,这个世界一极是不好的,两极是最差的,多极才可能均衡。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多极已经形成,均衡的机制却没有确立。协同的工作天天在做,共享的目标却还不清晰。这是这个世界现在的发展状态。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走,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向走。世界发展到今天,不管你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谁也离不开谁了。既然谁也离不开谁,你好我也必须要好;你可以比我更好,但是不能只有你好我不好;如果只有你好我不好,那我也不让你好,那就是恐怖主义的逻辑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走向共享,不同文明应当共同构建一种新的文明——比如说共享文明,很可能是一种大的趋势与大的方向。


 ▍如何解读中国的未来发展


面对中国的发展,我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处在一个好时代,中国处在一个发展的好时空。但是,我们也面临着诸多发展中的困难与问题。目前看来,我们面对着两大博弈。


一是国际博弈,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发生了矛盾。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世界老二了,体量也比较大了,美国和许多西方人以此为基础,认为我们想当老大了。老大和老二之间矛盾一般有这样三种规律。第一个规律就是,老大一般喜欢欺负老二。第二个规律是,凡是只知道和老大硬干的老二,往往都没好结果。第三个规律是,凡是善于和老大博弈的老二,好像很多后来都成了老大。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进一步说,这些所谓的老大与老二之间的关系,都是传统的、过去时空里的认识了。


面对新的时空与新的发展时代,我们不应当再有传统的老大与老二关系论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不同的文明可以通过交流互鉴,达到共同促进的目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通过相互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没有老大、老二的观点,别的国家也不要纠缠在老大、老二上。世界不应该以大小来分别,大国小国都应当平等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可能才是世界发展的真正方向与道路。


所以我认为,国家之间只要不是全面的军事战,那就都不叫“战”。什么商贸战、信息战、金融战等,都应该叫做“谈”,是一种谈判。谈判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成,一种是谈不成。谈得成的就意味着相互需要退让。你退一步,我退两步。或者你退两步,我退一步。如果你一步都不退,总是想着进一步,甚至多进几步,这个生意就谈不成。谈不成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要有底线思维。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思考得比较多的是,对中国来说有“新四大法宝”。因为这“四大法宝”,我们就能够顶天立地。第一,我们有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全面开放的市场,这个市场有足够大,也有足够的容量,更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第二,我们有最大、最勤劳的老百姓队伍。我们的人口众多,又那么老实,那么勤劳,不怕吃苦,非常伟大。第三,我们有强势的、非常开放的、勤政为民的、勤于反思的政府。第四,我们有中庸之道为核心价值的文化体系。我们有时候也可能会走极端,但是我们的文化会把一切拉回到中道上来。有了这四大法宝,中华民族一定能够顶天立地、绵延不断。


二是国内博弈,也就是国内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这里我首先想说的一个问题是,远的不说,就说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内部必须团结起来、统一起来,也必须得有权威。与此同时,追求自由与民主又是那个时空里的大趋势。追求自由与民主是合理的,但是遇上了威权主义,这二者之间自然会发生博弈。博弈的边界又在哪里呢?边界需要通过不断的试错才能找到。这样以来,在这种对外反击、对内博弈叠加的过程中,所有人都难受,可能精英比老百姓更难受,精英比大众更不好过。威权主义必然要调动大众形成力量对外反击、对内博弈。这是过去的历史事实,反映了威权主义与大众、精英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从历史到现实,我们看到的一种情况是,面对新时空、新时代,许多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有知识的人感到比较难受,这是大变局情况下的正常现象。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呢?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谓老路是什么路呢?我的理解是,老路,肯定不是1949年以前的路,更不是辛亥革命以前的路。这里说的老路,就是改革开放以前所走的路。所谓不走邪路是什么路呢?我的理解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不良的东西。改革开放是好路,但是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东西,导致了一些偏差,那些东西就叫邪路。那么,新路在哪里呢?我认为,新路的目标就是共享发展。现在看来,共享发展的机制还在建设过程中,有的正在完善过程中。


在这里我们回想一下,当年如果没有汉武帝就可能没有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就可能没有强大的以汉民族这重要基础的中华民族体系。汉武帝为后来中国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模式。他是一个模式的开创者。现在,世界时空变化了,所谓千年巨变之际,我们现在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模式,这个工作自然是非常艰难的事。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老路不能走,邪路不能走;过去中国传统的农耕时代的路不能走,西方的路也不能走;西方的路也的确走不通,因为他们自己走得都很艰难。面对世界发展的新时空、新时代,我们探索一个新的模式需要时间,在改革开放40年的基础上,可能还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应当对此充满期待与信心。


 ▍如何建设新时代的大伦理


伦理是文明的一种核心表现形态。面对新的时空变化与人类追求,我们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呢?我认为,大科技必然带动大文明的变化,或者说新文明的构建。由于现今科技发展的全球性迅速普及应用的特点,一地诞生的高科技可以在瞬间普及到全世界,因而当今新文明建设就不再是过去那种首先在一地出现,再呈波浪型传播的方式,而是可能同时在多处甚至全球构建的发展方式了。比如以互联网文明、视频传播文明等为核心要素的信息文明,就是一种全球共生共享的文明形态。


最近,我们常听到许多人在重提“文明重建”这个问题。100多年前,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为寻找新的寻找新的发展出路,中国人就一直在思考“文明重建”的问题。我认为,客观上说,文明重建的难度是很大的,何况以什么为标准、怎么重建,更是大问题。


相对于“文明重建”,我更多思考的是“文明升级”,人类文明的整体的确需要升级,不同文明也有一个整体升级的问题。几千年来,能够活下来的文明,基本上谁要战胜谁,谁要代替谁都很难。任何文明也不要去做战胜不同文明的梦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同文明都好好坐下来,通过交流互鉴,求同尊异,尊重对方,扩大共识,共享未来。


所以我认为,不同文明能够在共同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超越,构建一种新的文明——我把这种超越了的新文明称之为“共享文明”,为此我在2017年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共享文明》,2018年初出了英文版。我扼要地讨论了共享文明下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社会形态、环境形态,以及在共享文明下的民主4.0、产权与享权并存等新情况与新问题。我认为,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不能否定这一个根本点。比如仁爱、坚毅、知行合一等,东方文化里有,西方文化里也有,我们称之为共同价值。我们还必须注意区分的是,有的概念,比如民主、自由等,也在共同价值里,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民主、自由与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不同,此民主非彼民主,此自由非彼自由。


我认为,东西方文明乃至所有的人类文明中间最高的一个价值就是自由。但是,西方的自由是建立在自在的基础上。“我”具有主体性,“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是我的,所以“我”才有自由。“我”能自由地去交易,自由地去谈判。这样才有了在真理面前平等、在契约面前平等、在法律面前平等等等。东方的自由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核心价值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共享。两者的前提是不一样的。但是,尽管自由价值的基础与实现途径虽然不同,本质上的东西却没有区别。


两相比较,所以我认为,在构建新时代的新文明——比如构建共享文明的过程之中,很可能东方文明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一直认为,我们中华文明就是从共享开始的,而且一直沿着共享的红线走下来的,尽管一路充满了曲折与艰难,也走了许多弯路。西方文明的源头也有共享的设计,也一直在追求一种共享的理想,只是不像中华文明这样呈现为一种整体的、强烈的、执着的形态与方式。正因为如此,特别是出现前所未有的了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等,人类社会很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向往共享。从本质上看,人类社会也只能走向共享。我相信,在人类走向共享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基因一定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卢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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